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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效用主义的价值和困境

2016-8-6 12:42|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489| 评论: 0|原作者: zhengsiyao|来自: [db:来源]

摘要: 统合效用主义作为台北学者盛庆球所构建的功利主义新形态,在学术界的影响可谓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功利主义,并对功利主义在更完备的意义上作了完善和发展。统合效用主义在我国哲学界的影响非常有限,张华 ...

  统合效用主义作为台北学者盛庆球所构建的功利主义新形态,在学术界的影响可谓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功利主义,并对功利主义在更完备的意义上作了完善和发展。统合效用主义在我国哲学界的影响非常有限,张华夏、万俊人、李德顺、陈晓平等教授对盛庆球的统合效用主义都有过中肯的评价。盛先生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理论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有帮助作用,统合效用主义也非常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和核心价值的构建,中国是“唯一可以实行这一理论的沃土”。统合效用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对拯救国人“物欲横流”的悲惨现实,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对道德难题的解答

  统合效用主义相对于传统功利主义而言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众多的功利主义反对意见在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或者无伤大雅,因为统合效用主义都可以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作为哲学、伦理学形态的功利主义,应该说穆勒的影响最大,他的《功用主义》一书中所阐明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引起后来者一系列的纷争和讨论。如怎样解决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矛盾、‘猪的学说”、“幸福作为终极目的无需证明吗’、“惩罚无辜者”(奴隶制度问“对死人许诺”(“荒岛问题”)等等。

  功利主义产生后两百余年的历史,招致了各种反对意见,其中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不相容,在这些反对意见中影响最有代表性。所谓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不相容,是指产生最大效用的行为一定符合正义的原则,而符合正义原则的行为则不一定能产生最大的效用。“荒岛问题”或“对死人许诺的问题”是这一反对意见的例 “对死人许诺”是美国非功利主义者弗雷德.弗尔德曼用来表明遵守道德规则的行为显然不能产生最大效用的例子,与杨.纳维森、詹姆斯.卡吉尔所说的“荒岛问题”类似。它说的是:在一个荒岛上,有一位年轻人对他临终的祖父许诺,在他死后会恰当地埋葬他。后来他的祖父死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一承诺是否履行。他履行或不履行诺言,或者甚至用祖父的尸体做钓鱼的鱼饵,是否履行诺言实际上不会对社会有不良的影响。

  根据统合效用主义的“道德满足感”理论,对此行为的判定是这样的:按照法律、传统、习俗及人的感情,临终之人的愿望在他死后应得到家庭成员、后辈和朋友的尊重,而此人违背诺言,甚至将尸体用作鱼饵,这与常识的美德相违背,人们因此会导致十分强烈的道德失落感,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此事一旦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被人问及,他就不得不对别人撒谎而掩盖此事,因此导致的沉重心理负担,就会增加道德失落感的程度,从而最终阻止人们去做这样的事。如果遵守诺言,并以常规的方式安葬祖父,此事一旦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被人问及,心理得到应有的安慰,他的行为也得到社会和亲朋的认可,他会因此得到巨大的安慰和满足,这一道德满足感即使会以自己的快乐、幸福的丧失为代价,即符合正义原则不仅没有产生最大效用,相反导致了快乐的丧失,常人遇此情境时还会去履行诺言。因为效用的判定不能以当时、现有的结果为依据,传统功利主义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清楚的解释,所以导致非议,而统合效用主义的“道德满足感”理论将行为的结果指向未来的预期后果即预期价值,从而说明效用原则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的始终正确性,正义原则与效用原则没有冲突。“对死人许诺”不切实际,由于它发生于荒岛,脱离社会,履行或不履行诺言自然也就失去道德评价的意义,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前提是此行为对他人是否有影响,效用原则不会因为“对死人许诺”或“荒岛问题”受到冲击。

  “猪的学说”是大众道德判断对功利主义的最大误解,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刚一面世,就导致“猪的学说”的评价“宁愿做一个满足的猪,也不愿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厌恶的世俗哲学,功利主义是否是“猪的学说”呢?对功利主义代表者的思想有过系统研究的人都能明白,“猪的学说”的评价自然是对功利主义的肤浅解读,甚至是对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恶意攻击。第一,功利主义思想家基本上都是道德纯正的学者。第二,功利主义的意图在于寻找道德判断的方法和标准,就像康德寻找道德判断的最后根据一样,只是边沁、穆勒、西季威克等人将其标准定为功利主义,而康德将其定为普遍立法原理。他们都在为人性的改善和至善的追求进行理论的构建,这是一名哲学家的应有使命,不该遭受“猪的学说”的骂名。第三,功利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早已澄清了历史流传的这一冤案。所以,统合效用主义自然不能接受“猪的学说”的骂名,对此评价就不屑一顾、不必挂齿了。

  穆勒的《功用主义》关于正义问题的论证直接导致后来者提出的“惩罚无辜者”或奴隶制度“惩罚无辜者问题”是这样假定的:惩罚一个无辜的人可以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或可以让社会得到巨大效用,因此“惩罚无辜者”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却符合效用主义的原则。即出自效用原则的行为却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相冲突。“奴隶制度问题”与“惩罚无辜者”类似,它的思想是:假如主人的快乐或幸福的正价值在程度上大于奴隶的痛苦或不幸的负价值,那么效用主义的理论会认为奴隶制度是一种好的制度。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奴隶制度是违反正义原则的,因此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不相容。

  对这两个问题,盛先生陈述了三个方面的理由,即从行为的性质加以论证,从效用与价值的准确理解加以论证,从社会价值的意义上加以论证;另外还作了两点补充即“惩罚无辜者”是一种假设而非现实的情%J}“惩罚无辜者”这一非效用主义的观点与报应理论相违,而报应理论符合效用主义的“互惠原则”和“预期价值”理论。盛先生三个方面的解释有点晦涩难懂,但对这两种反对意见的再反驳非常有说服力。站在统合效用主义的立场上,将盛先生的观点通俗化处理,其理由是这样的:“惩罚无辜者”是一种假设而非现实的情况,将“惩罚无辜者”进一步具体化,如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里有十个人,突然遇到风浪的袭击,此时只有让一个人离开此船减轻负载,才能挽救余下人的生命,而此人离开航船的出路只有走向死亡,问题的关键是谁走向死亡?这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两种:其一,九个人联合起来将一个最肥胖的人丢进大海,或者一个或几个强者强行将某人丢进大海,即惩罚无辜者;其二,某人奋勇当先,以自己的死,成就众人的生。后者可以视为无辜者的死,但不是谁惩罚的,这一行为是自己选择的,历史上众多英烈就是以自己的牺牲成就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此“死”重于泰山,是莫大的善行;前者才是符合“惩罚无辜者”的情况。统合效用主义认为,对这一行为要作具体分析,除了计算当下的、局部的、个人的价值之外,还必须计算预期的、未来的、整体的价值;功利主义的评价除了重视正面的道德满足感之外,还必须重视负面的道德失落感的影响。无论是九个人将一个人扔进海里,还是某个或某几个强者将一个人扔进海里,发出这一行为的人表面上打着拯救众人的借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拯救了自己,若将活着的九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或视为一个人,再将此事纳入社会中来接受评价,就像荒岛中的人接受社会的评价一样,那么此事导致的真正社会效用绝对是一巨大的负价值,即道德失落感的伤害;反对者所说的狭隘的、局部的、所谓挽救九个人生命的正价值,在统合效用主义看来,从终极、预期、社会整体的价值而言,实际上导致的是预期的、未来的、整体的负价值。所以,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或道义论是不矛盾的,“惩罚无辜者”不能成为反驳统合效用主义的理由。

  二、统合效用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

  统合效用主义作为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新表现,其价值实际上并没有被我国学术界认可,但是盛庆球先生对祖国怀有深切的赤子之情,并且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情有独钟,他身边的台北朋友经常笑他“称是我们台湾唯一的社会主义者”,盛先生总是莞尔一笑,以示默认。在一篇还未发表的论文中,盛先生是这样写的:“笔者身居台湾,但相信社会主义,并热望祖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巩”“但是这条路走起来还是非常艰苦,因为遭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一一解决。”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界定、如何构建,与传统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盛先生在研究《邓小平文选》的基础上,站在统合效用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盛先生认为,在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从其他的社会科学、哲学中汲取营养是途径之一,如“统合效用主义的公平分配理论,主张按贡献而分配,不意与大陆上目前的社会主义理想‘按劳分配’不谋而合。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统合的效用主义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补充材料。”

  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盛先生对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一思想是这样概括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正的方面有两点: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但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民可以先富裕起来。至于负的方面,则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此之后,盛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九个问题,即:国有的大企业中有许多效率甚低,且许多有腐败的现象,应如何处理?如何保证乡镇企业在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继续繁荣而立于不败之地?怎么样使其余的人也富裕起来?其余的人什么时候可以富裕起来?对于先富裕起来的人,富的程度是否设有限制?如有限制,这一限制应该是什么、如何设定、订制及执行?最富与最贫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如果没有限制,怎样避免流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如何避免、纠正和处理?

  盛先生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建立一种不过分重视金钱的价值观。金钱是用来购买物质生活中种需要和喜爱的物品,但不应该用来购买权力和其他精神价值。政府所可能做的是:一是政、经分开,避免金权政治,即特权和金钱的勾结。做官者不可以经营工商业,经营工商业者不得影响政治。二是提倡精神文化,使人民重视许多金钱所买不到的价值。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盛先生是这样总结邓小平观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政治上实行改革。而要发展生产力,必然会遇到新问题,那么就是要积累新经验,提出新方法予以解决。实行改革时,胆子要大,步子要快,这也符合邓先生的实事求是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至于计划和市场,则都是方法,若善加利用,即可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先生对实行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法,都属正确,问题在于实施时的细节。这些主要都是技术问题,有些极为复杂,因此必须众人之力,详细研究,订为法律制度,可应付日益加速的经济发展。

  总之,盛先生建议大陆管理、经济、哲学等学者在邓小平理论提供的原则指导之下,去研究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特别是要正确对待西方的各种自由主义,然后再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制订法律、规章、制度和计划,以供实践之遵循。盛先生认为中国目前需要迫切解决腐败、通货膨胀和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葬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另外,盛庆球本人认为统合效用主义非常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构建,他把中国视为“唯一可以实行这一理论的沃土”。我国哲学、伦理学等学者今天讨论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我们不妨参考统合效用主义的理论,不管我们对这一理论持什么看法和态度,如果不抱偏见,对其进行继续研究,发现其中的合理性和魅力,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统合效用主义的困境

  统合效用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完善了传统功利主义和新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哲学和伦理学讨论的那些道德难题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不等于它自身是完美无缺的。正像万俊人等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对于一个缺乏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有可能去履行正义的规则吗?在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能够建立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原则吗?这是盛先生不能回避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台湾学者沈清松在评《功利主义新论》时也有类似看法,因为缺乏一个足以支撑起效益体系的人性论和形而上学,是否成立起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效益论体系呢,则还是令人质疑的。

  至于这种效用主义道德哲学如何圆满地回答罗尔斯等人的另一种指责,即如何解决好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问题,我们不免有着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该理论怎样既保证个人权利在社会价值的分配中不会受损,又能在保持社会价值公平分配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价值(效用)的最大化?这是西方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二是该理论如何解决目的论与道义论之间的内在矛盾,最终摆脱保持本色与做出退让的两难处境呢?这个问题来得更为尖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种道德理论的自足性和合理性。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统合效用主义还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困扰它的影响、传播和发展。

  第一,统合效用主义的原则太多,建构这些原则是否合理?这些原则相互之间的有什么内在必然性?尽管统合效用主义的效用原则坚持积极生活的态度,坚持人的终极标准是求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思想,而效用的最大化一方面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全部资源,另一方面依赖于人类的共存。前者就是物质价值,后者就是精神价值,所以效用原则就必须具备基本乐观主义原则、道德判断原则和最佳化原则三项原则。而最佳化原则又把效用原则与自然原则和共存原则联系起来,自然原则和共存原则渗透在道德判断原则和最佳化原则之中。而自然原则由人性原则、理性原则、自然环境原则、有限原则四部分组成;共存原则由正义原则、互惠原则、优先原则、相对重要性原则组成。其中效用原则是终极原则,其它所有原则都可以从中推出,并且所有的原则都以“自明性”为前提,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盛先生特别是声明“所有的原则都以自明性为前提”,这总是有些武断和牵强;基本乐观主义原则、人性原则、自然环境原则、有限原则等只是一种观点或一种态度,还上升不到原则的高度;如果叫原则,一是缺乏稳定性和必然性,二是像这样程度和性质的原则还有很多,如平等、博爱、自由等,为什么在统合效用主义的原则体系中没有体现?所以统合效用主义的这些原则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论证。

  第二,在伦理道德发展史上,有犬儒主义、幸福主义、禁欲主义、道义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百花齐放”,非常正常。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是自由且多元的,为什么一定要“统合”起来?当然,人总是要追求统一性、至上性、第一因、自由、永恒等,但“统合”的合理性是关键,再说“统一性”只是理性追求的理念,只能是理想的追求,不能进行形而下的构建。读完盛先生的所有论著,思想的深邃、知识的渊博、逻辑的严密、学者的良心自不待言,但总觉得统合效用主义用效用原则“统合”一切、消解一切的牵强,一定要“统合”,有可能导致一个思想的“大杂烩”。当然“统合”到如此程度,非优秀学者不能为,但以建构一个新理论的应有标准去衡量,避免“大杂烩”,做到清晰、准确、严密、完整是应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一个合理的理论还需要对相关的理论尤其是对立的理论做出令人信服的辩证,而统合效用主义还没有接受其他理论的正面交锋。所以统合效用主义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第三,统合效用主义的基本概念、观点是否被人接受的问题。统合效用主义诞生之后,北京大学万俊人、山西大学张华夏、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陈世放等学者做出了及时的评价,对“道德满足感”概念的合理性、“实然”与“应然”、价值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效率与公平、正义原则与效用原则、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只是问题的探讨没有持续,当然也谈不上深化,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盛庆球也相应做出了学者式的回应,但深度的讨论是不够的。盛先生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也妨碍了问题的深化。

  第四,盛庆球不能接受康德的先验哲学、道德哲学,更不能接受有神论的观点,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丰富性和深远影响在统合效用主义的道德哲学中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哲学史上的道义论、动机论与目的论、效果论之间的交锋,对于道德和价值认识、判断、选择的重要意义,在统合效用主义的道德哲学中得不到应有的思辨。这样,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维度上,遏制了统合效用主义的发展。

  总之,盛庆球的统合效用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的道德滑波和丑恶人性的改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和核心价值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哲学、道德的领域,在理性与感性、先验与经验、理想与现实、本质与现象、动机与效果之间,存在太多的问题,任何权威的理论都会遭遇非议甚至攻击,统合效用主义不免遭受这样的命运,但是盛庆球的学术贡献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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