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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2016-8-6 12:42|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271| 评论: 0|原作者: zhengsiyao|来自: [db:来源]

摘要: 世界诸民族的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埋伏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多歧,诸民族近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线路又颇有差异。以明 ...

  世界诸民族的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埋伏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多歧,诸民族近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线路又颇有差异。以明末清初哲人黄宗羲(1610-1695)所著《明夷待访录尸新民本”诉求》为例,可以看出中西思想近代进路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一、人类文明的近代进路其方向是共通的具体线路是网状的而非单线的

  16-17世纪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总量中国还明显领先),双方的一些地区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思潮滋生发芽。侯外庐、谢国祯、萧董父、余英时等海内外学者都对此有所论说,揭示了中西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笔者肯认这种诸文明的近代进路存在共通性的评判,但要特别指出,这种共通性是指方向性的共通,而非指具体发展线路全然一致。事实上,16-17世纪的中国与西欧的前近代社会又有着明显差异。一些学者从经济史角度分析过这种差异(中国“重农”,西欧“重商”;中国封闭,西欧海外殖民、试图建立世界统一市场等等),此不赘述,这里需要着重考察的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欧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上的区别,这便是笔者在《“封建”考论》中申述的:

  前近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一统社会,实行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前近代西欧是一个教会、国王、诸侯、市民四足鼎立的封建社会,实行以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分权的贵族政治。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配置系统和社会构造方式。因其基点不一样,中西近代转型的方向虽大体一致,其变迁线路却颇相差别。

  且以中国近代早期政论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为例,来探究近代前夜先进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进路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二、共通性题旨:谴责专制帝制

  《明夷待访录》的中心题旨是谴责专制帝制,这与西方近代思潮遥相呼应,但二者当时并未交流,而是各自独立生发。这正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近代走势存在共通性。

  《明夷待访录》远袭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批判精神,对私有制、阶级社会确立后(即该书所谓“今之君”时代)的专制君主及其下辖的各项制度给予总体性批判。这就使《明夷待访录》否定皇权专制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在若干重要领域超越传统民本主义,笔者将其称之“新民本”。这种“新民本”,包含若干近代性内涵,直逼民主主义,当然尚存在差距。

  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超越民本主义框架,与占统治地位的王权主义相对抗的理念,并非始于明清之际,当然也不是发初于《明夷待访录》,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仁政”、“王道”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君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显然采摘了这些异端思想的观点和语言。如《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而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对此早有论及,仲氏指出,君主得国不过是“伪假天威”,实际靠的是强力(《昌言·理乱》,载《后汉书》《仲长统传》)。《明夷待访录》抨击君主虐民、残民,其愤激、尖锐的措辞用语,与两晋的阮籍、鲍敬言如出一辙(阮籍:《大人先生传》,葛洪:《抱朴子·话鲍》)。

  《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对中古异端既采借又扬弃,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领域清理旧地基,树立新建筑两方面的工作。就清理旧地基而言,《明夷待访录》可谓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对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彻底性、整体性的词情并茂的批判,与欧洲18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毫不逊色。就树立新建筑而言,《明夷待访录》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等。虽已非常接近近代政治理念,然而却新旧观念纠缠。其中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明夷待访录·学校》),科举之法、荐举之法、太学之法(《明夷待访录·取士下》),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明夷待访录·田制二》),兵民合一、文武并重(《明夷待访录·兵制二》),金银易钞(《明夷待访录·财计一》)等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孟德斯坞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

  《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明夷待访录》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的努力,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面,它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17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19世纪初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义的论著,以及冯桂芬1861年的《校那庐抗议》、郑观应1875年的《易言》、王韬19世纪80年代的口蚕文录外编》、康有为和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的政论,均有此印象。在“立新”方面,由于它还保留着若干“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这样的陈旧论调,仅仅其表述方式可以体现立新的取向,而若干观点所指示的方向,隐约与近代政治大体一致。

  三、“封建”有益思想学术创发论

  古今思想者品评“封建”的长短得失,多从政治架构着眼,尤其从“分治一统合”这两种政制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利弊加以判断,这可以称之政治视角的封建论。也有哲人议论“封建”,眼光投向思想文化领域,清人袁枚在这方面另辟蹊径。他指出,封建制政治的多元特征,使各类人才均得生存空间,诸种思想均得拓展天地。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圣人不可能在思想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抒展,诸种思想学说的光大传播,得益于晚周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袁枚这样论及孔子: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袁枚:《再书封建论后》,载《小仓山房文集》此乃精彩的文化视角的封建论。清末以下,不乏持袁枚这等识见者。近人戴季陶说:周之制度,封建制度也……中国文明之发达,至于周已阅千有余年矣。然发达之最盛者,则为周。周以后则浸微矣。汉之学术,多为穿凿。唐之学术,多为铺张。宋之学术,多为空迂,而周代文明所以发达如彼之甚者,则以中央无专横之政,地方之自由之权。竞争盛而进步亦速……故孔孟与乎诸子百家,所以先后皆产生于是时者,非孔孟与诸子百家有天生之聪明……时代之产物也。

  应当指出的是,戴季陶并非封建制的推崇者,但他认识到“封建”虽不利于国家统一,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戴氏指出:“封建非良制度也”,然因其分权,“实有足助社会文化个人身心之发达者”。反之,中央集权制度“于社会文化个人身心之发达实多阻碍”。戴氏的结论为:“是故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哲学史家冯友兰持见与袁枚、戴季陶略同。对于上古封建时代学术繁荣的原因,冯友兰引述古典加以解释—《汉书·艺文志》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庄子·天下篇》"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冯氏进而概括道:

  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因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为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冯氏指出,秦汉以下专制一统,“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同上)。袁枚、戴季陶、冯友兰之议,陈述了封建制度的分权形势有利于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情形,这可以找到许多历史实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先秦其他诸子,也都只能在封建制提供的多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发展,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战国涌现“九流”、“十家”,而且各家内部又有分野,韩非子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诸派别各从不同的学术立场出发,提出异彩纷呈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乃至各种宇宙观、人生论,呈现“处士横议”的格局(《孟子·滕文公下》)。而舆论一律的秦汉、实行文字狱的明清,断无绚烂多姿的百家之学的生成环境。以汉代为例,武帝削夺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时,逮捕二王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数万人。与此同时,朝廷兴太学、举孝廉,“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卷65《东方朔传》),文士只能歌功颂德,“润色鸿业”,封建时代那种“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的众家竞鸣格局不复存在。袁枚、戴季陶从文化史角度肯认“封建”之“分”导致的学术多元发展,自有一番道理。

  封建制提供了思想学术较为宽松的运行空间,以《孟子》书为例,有“不仁哉梁惠王”之批评,有“民之憔悴于虐政”的呼喊,更有猛烈抨击暴君、发扬“民贵君轻”的言论,这些说论只能在政治多元的封建时代得以张扬,而在专制一统时代,则为集权君主所不喜甚至仇视,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令人删节《孟子》书中阐发民本思想的多个条目,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卷1称:“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命修《孟子节文》,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君为轻之类,皆删去。”

  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详述洪武二十七年刊《孟子节文》所删85条,将其归纳为:“尊民抑君之禁比也”,“人民批评统治阶级之禁比也”,“人民批评政治之禁比也”,“人民反对苛敛之禁比也”,“反对内战之论禁比也”,“谴责官僚政治之禁比也”,“败坏善良风俗,当由君主负责之说之禁比也”,“抨击虚伪,亦在不能许可之列矣”。黄宗羲、顾炎武、袁枚、冯桂芬、俞褪等学人发掘“封建”的正面价值,是中国式的近代性诉求,然其内质与普世的近代性方向并无二致。

  四、《明夷待访录》等早期启蒙杰作的近代指示功能

  近代政治理念认为公民有权议政并监督政府,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的基本点。《明夷待访录》力倡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又强调“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其趣旨也与近代政治庶几相当。近代政治使“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使社会关系从“身分”演为“契约”,变“人治”为“法治”。《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臣奴”、“君父民子”论,倡言君臣同事、君臣师友论,否定君臣等同父子,将君臣关系规定为可变更的合作关系,又认为“有治法后有治人”,其意蕴亦与近代政治相通。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总清算,又提出若干新的政治理念,虽然在作者的时代受到冷落,但时至清末,当政治改革被提上日程之际,觉醒者们从这部在清中叶遭禁的著作中找到了思想来源。梁启超在回顾自己投身变法事业的精神历程时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谭嗣同(1865-1898)则指出《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有深刻的批判:“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维新派在向国人宣传从西方输入的“民权”“立宪”理想时,曾借助《明夷待访录》,而此书在民众间广为流播又确实推动了“晚清思想之骤变”。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于近代前夜的《明夷待访录》为二百多年后的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这种资源与后来传入的西方的民权、立宪、共和、民主等理念,既有民族文化差异性,又存在着走出中世纪、奔往近代文明的共通性。

  近代政治的走势是以“民治”代“君治”、“群治”代“独治”,主张制衡专制君主。这种诉求在《明夷待访录》中有鲜明展现,如对“传贤”的赞赏、对“世袭”的批评,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以相权分君权的设计等等,皆与西欧近代早期思潮相暗合。但《明夷待访录》等明末清初论著普遍流露出对领主分权的追怀、对复归“封建”的向往,这又与西欧近代早期渴望王权一统的“反封建”追求大相径庭。中西近代早期思潮这种貌似悖反的取向,源起于中西前近代社会的重大差别:中国是中央集权的皇权社会,西欧是贵族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诸侯割据阻碍着统一市场建立,成为近代化进程的阻力,那么近古中国的极端君主专制成为压制社会进步的镇石,于是中西早期近代思潮的批判对象便恰成反照。《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论和中古政治异端作了创造性继承与扬弃,其政治理念在若干方面逼近民主理念,它在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衔接古今、汇通中西的枢纽作用,表明它确乎包蕴着近代性基因,为转型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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