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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一个过渡时代的性别协商的分析

2016-8-5 16:16|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435| 评论: 0|原作者: 马双|来自: [db:来源]

摘要: 作为20世纪第一代女性作家,被冠以各种才女之称的林徽因,集诗人的感性、多情与科学家的镇密、求实于一身,以她天然的才气和女性独有的敏锐洞察力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领域,舞台美术及设计的艺术领域以及建 ...

  作为20世纪第一代女性作家,被冠以各种“才女”之称的林徽因,集诗人的感性、多情与科学家的镇密、求实于一身,以她天然的才气和女性独有的敏锐洞察力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领域,舞台美术及设计的艺术领域以及建筑学领域均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文学领域里,林徽因可以说是“京派”的代表,甚至是京派的灵魂,是三十年代北平文学界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伴随这些不凡成就的则是林徽因独特的家世和有幸走在时代前列的一生。林徽因不断行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又免不了而对传统女性的层层重负。在这种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强烈撞击的作用下,林徽因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痛苦与新生的涅槃。

  在京派将传统重新诠释为全球现代性的促成因素之一的同时,他们也将性别问题纳入了自己的话语视野,并对其进行了重构。“五四”的启蒙话语将女性问题看作是具体社会层面的妇女解放话题,并将其作为反传统事业的一部分—虽然“五四”并未能撼动压制女性的传统父权制。而在代表新传统话语的京派那里,女性开始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出现“他们将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女性气质的再发现看作是对具有男性气质的西方尚武文化的一种矫正。但“五四”和京派在相互对抗的进程中却同样将女性与地区性因素等同了起来,这使得女性问题被淹没在“围绕着不同的现代性定义所展开的有关地区性的热烈讨论之中。”然而,林徽因是个例外。显然,作为一位后“五四”时期的、拥有多重身份的女性知识分子,林徽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未曾动摇过的性别二元划分的传统使得这一个旨在恢复传统的京派成员力不从心—她反叛传统父权制,反抗固有的传统背景;她既是传统的遗产,却又被排除在传统之外,找不到一条两全其关的道路。“为了参与进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肯定传统的事业”,又加之自身与传统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关系,林徽因一直都在寻求一条自身与其所处的半殖民语境中的传统的协商之路。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究竞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追寻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以下就让我们根据史书关在《地区语境下的性别协商:林徽因与凌淑华》一文中给出的线索,透过林徽因的生平与际遇来探索她的协商之路。

  1东西的交融

  青年时期正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人生态度形成和修正的关键时期,而此时的林徽因却有幸地接触到一个大多数同时代的女子都无从想象的更大的世界。

  毋庸置疑,良好的家世出身造就了林徽因所有一切的基础。林徽因是幸运的,她有一位开明而重视儿孙启蒙教育的祖父,有位学识修养深厚且待她如己出的姑姑,从5岁起祖父与姑姑就给林徽因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诗书传家的严谨教育给林徽因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不仅如此,她的父亲林长民更是学识源博而又注重培养自己最钟爱的女儿林徽因。林长民深得西方文明熏染,为人父时从不拘泥于旧的礼教秩序,也从来不以封建家长的面目示人。正是他带林徽因去英国游学,遍游欧洲,又送她赴关留学,接受西方教育的洗礼。纵观林徽因的生平,可以说是开化的家庭为她悉心营造的教育环境加之她个人的悟性与勤奋,才造就了这位汇集文艺、科学、古代、现代于一身的杰出女性。

  从林徽因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合璧式的文化熏陶让本就是大家闺秀的林徽因从中获取了对独立人格、自我价值及平等自由的认识,这些认识远远超越了她对三从四德、货妻良母这些观念的认同。在她生命的头24年间,充实的生命历程基本塑成了她的文化特质—这不单是指中西文化底蕴和知识体系的建构,还包括在此基础上的精神人格的建构。先于时代步伐的、优渥开明的教育环境培养了林徽因鲜明的主体意识,而女性主义一直以来强烈呼吁的妇女解放,其最终目的也是要实现妇女的人格独立、人身自主等。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林徽因与传统之间不存在矛盾,也不需要而对性别问题呢?

  如前文所述,林徽因从小接受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但早年的家庭影响及教育使她最终难脱古典温润的闺秀风范,显得安静、持重。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林徽因既受益于风气渐开、西学东渐的时代,却也不免为时代的亦旧亦新所羁绊。因此,当她走出传统的女性天地,立志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时,尚处于新旧过渡期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便成为无所不在的黑手。这种主体意识让她难以避免地感受着过渡时代中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虽然知识女性的生活理想已然成型,但现实却没有提供足以实现这个理想的环境。因此,林徽因的女性主义理想使她注定要而对诸多的问题和矛盾。

  2生命的际遇

  在女性解放的思想背景中,摆脱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别束缚,做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是先进知识阶层对女性的理想化构想,同时也是知识女性的自我期望。然而事实却不总是那么关好,生活中的林徽因常常要遭遇到种种不顺遂,在这里,我将林徽因与现实生活中矛盾大体上总结出了六个类型:

  2. 1对待父母的分裂态度

  林长民虽然是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但旧式传统的理念还是流淌在他的身体当中,不可磨灭。林徽因父母的婚姻属于毫无爱情可言的封建包办婚姻。林徽因的母亲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她终生都没能为林家养活一个儿子。不久后,林长民在上海娶了他的第三任妻子,并为他生下了四个男孩,而林徽因的母亲则实际上常年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生活。因此“林徽因一方而生活在父爱之中,一方而又生活于其母因其父一夫多妻而产生的强烈的嫉妒感和挫折感之中。二者之间的张力正好可以被我们用来解释林徽因疲惫不堪的分裂症状:一方而,她对其父所推崇的文化世界充满了渴望;另一方而,她又在其母所代表的家庭世界中体验到了一种挫折感。这也就再次突出了“五四”解放宣言和社会现实压迫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

  2. 2两个家族的质疑

  第二层矛盾表现在来自林徽因的家族和梁思成的家族对于林徽因之“新派”的质疑与不满。林徽因成长于开风气之先的上层知识分子阶层,但其祖辈、父辈的家庭观念、家庭模式等往往还都以旧时代色彩为主,对于旧的伦理道德尤其看重。而林徽因向往自由民主的文化环境,追求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因此,家族中旧学底蕴深厚的长辈们对此可谓不无担忧。而在梁家那里,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林徽因的新派大加赞赏。1920年夏天,梁思成遭遇车祸,而此时尚未与梁思成订婚的林徽因不仅每天都去医院探望,有时甚至用湿毛巾为梁思成擦汗。这种与旧式传统对“男女授受不亲”的要求大相径庭的举动令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一位颇为传统的中国女性勃然大怒,甚至坚决反对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

  从今天看来,林徽因所接受的西式教育无疑与这种种守旧的家庭伦理形成激烈的冲突。但恰是在这种冲突之中,也蕴涵着趋同。林徽因在幼年启蒙时期接受的就是旧文宇教育,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使她在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儒家精神的伦理道德规范。

  2. 3求学、事业中的区别待遇

  林徽因在求学生涯及日后的教育、建筑学事业中所感受到的女性备受制约的现实与她无论公平与否依然坚持探索的科学精神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张力: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拒收女生,到她通过自学,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就成了建筑设计专业的兼职教师;从所写的建筑史论著不被重视或被看作是其丈夫梁思成的附属品,到与丈夫合作一起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与研究,并且成果颇丰—林徽因决心要突破这种性别限制,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她的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此时杂乱无章的中国。

  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从关国学成归国的时候,林徽因积蓄力量要把所学的建筑、关术和戏剧知识付诸实践,她希望把新的体验、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变化中的祖国,让建筑、戏剧等方而的新旧融合提炼出独异于世界的“民族形式”,从而给那时混乱动荡中的祖国带来有益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女性能够自我实现并对此有充分自觉和勇气是需要极大的理性与智慧的,但这种艰难并没有使林徽因安于凡俗,放弃事业,反而成就了她所热爱并执着一生的伟大事业。

  2. 4家庭生活与理想的冲突

  在新思想与旧道德并存的“五四”时代,矛盾的社会心理一方而认同了女性接受社会化教育的共识,鼓励女性自立自强;另一方而又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仍是相夫教子,女子教育中也以培养贤妻良母为主要口标。自此,社会上形成了对女性价值评判的双重标准:既要成为独立谋生的职业女性,又要有贤妻良母的传统关德。这样一种理想化的评判标准给当时的女性带来了双重的压力和动力。

  在一些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提及了性别带给她的影响和压力,以及工作愿望和母亲职责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女性所而对的这种创作困境,同时代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女性要想写作,就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一些维持日常生活的钱,这是保障女性进行创作的基本条件。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女性得不到“一间屋子”所象征的写作环境和“一些钱”所象征的独立地位。对身处新旧过渡时代的林徽因而言,这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她而对的是文化习俗的历史惯性和社会环境的整体压制,充满无奈但却没有怨恨。她在现实面前而归,但更多的却是奉献了对家庭无私深沉的热爱和值得尊敬的道德责任感。但是,西方的女性主体性观念已然向这种分配方式发起了挑战。林徽因看到,美国女性的价值在于自立,而中国女性的价值则主要取决于她的家庭状况。这些例子表明,林徽因的女性主体意识是由于受到西方刺激而偶然发生的,同时,这也清晰地界定了林徽因对地区性的介入行为。

  最终,在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职能的界定和复古舆论对新女性尚不如旧女子的攻击下,西方的介入使得林徽因选择了认同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女性职责,但同时又坚持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努力在“太太”身份之外建构“自我”的存在。这种新旧融合的选择是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环境的某种妥协和让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林徽因对文化和现实中的性别压制做出更深入地思索和反叛,但却未尝不是对现代女性颇具参考价值的人生范式,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渐进。

  2. 5“女胜批评”

  作为京派成员里颇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学界常常将林徽因及其文学批评划归入“女性批评”的范围中,而各种“才女”的“关称”林徽因也着实得了不少这些现象正是性别身份在林徽因作为作家和建筑史家的生活中起到的某种限制作用的体现—称某人为“才女”也许是一种传统方式,但这种方式通过将“女作家”归入特定的种类,从而将“女作家”放逐到了男性主宰的文学标准之外。

  文学的生命力和艺术水准在其自身,与性别无涉。况且“女性批评”,“女性意识”,本身也没有明晰的内涵与外延,男性批评家一样可以获得“女性意识”,一样可以做“女性批评”,而女性批评家的批评也不一定就是女人味十足的“女性批评”。“女性”本身不能从作为文学审关对象的视角定义,它自己就是主体。因此,对文学而言,性别意识的价值并不大。当然,不能否认男性与女性生理、心理层而上的差别所造成的客观存在的文学气质不同,但不论是看待林徽因的文学作品、批评作品还是其他任何一位女性的写作和批评,我们都应该从“男权/女权”二元对立的畸形心态中走出来,更多地关注文学和文本本身。

  2. 6情感的选择

  林徽因作为一代名媛与才女,其跨越一生的情路历程历来为学者、读者、甚至是好事者所津津乐道,而这里我把这一部分放在最后来讨论,实在是因为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甚至更多其他杰出男性的情感纠葛过于纷繁复杂“爱情”本就是极其私人化的情感,即使当事人本身也未必心口如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尽量据实地去看待林徽因情感经历的某些方而,去分析她十分复杂的情感心理状态和本土与西方,反叛与坚守的对泉。这些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对泉影响了她对情感的选择。

  林徽因早年与诗人徐志摩的感情纠葛是文坛流传甚广的一段旧事。但在爱情的最终归宿上,林徽因还是舍弃徐志摩而选择了梁思成。林徽因在情感归宿上的选择从一个侧而为我们展示了她精神世界的一角。梁思成是名门之后,梁、林两家又是世家世交,对于林徽因而言,选择梁思成,固有从“两小无猜”就开始点滴积累的感情因素,而“门当户对”的传统理性思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至于和徐志摩的一段有始无终的萍水之缘,则更反映了旧家庭下林徽因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林徽因虽然从小受到全家的珍爱,却难以弥补父母婚姻不幸对她造成的伤害,她总是提起离婚这种字眼就恼火。因此,在与徐志摩的交往中,要自己取代一个被抛弃的、失去爱情的妻子的位置对于林徽因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结果。从另外一方而来看,林徽因从不是哪个男人的附庸。她与梁思成是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和徐志摩则是意趣契合的文坛好友;而同金岳霖是精神上的心灵知己。在感情上,林徽因蔑视传统的伦理道德,她对自己与徐志摩的真挚情感从不隐晦,也不怕因金岳霖的终身追求而玷污自己的名誉,与两人往来依旧。在感情上,她争得了与男子一样平等的权利,这样的胆识与勇气在当时的女性中绝对是凤毛麟角。

  如果我们将林徽因与其所处的半殖民语境中的传统的协商之路解释为一种反“五四”立场,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它是一种特定的性别化叙述。这种叙述建立在扩大和提升“五四”妇女观的基础之上,而并没有全盘地否认“五四”立场。这很显然地区别于男性新传统主义者对“五四”意识形态地彻底攻击。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北京总布胡同形成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和知识分子公共生活史的经典记忆,也见证了那个时代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这就是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以“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不论来访者的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只要被这个象征着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融入了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通过这一公共空间的地位,我们约略可以说林徽因的“协商之路”是成功的。在那样一个冲出其惯性轨道的时代里,林徽因用她弱小的身躯反叛了历史对女性的偏见和传统对女性创造力的束缚,成功书写了自己的历史。1936年,中国历史上首对年轻的学者夫妇登上天坛祈年,这就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当林徽因傲然宣称自己是古往今来站在天坛顶上的第一位女性时,她本人连同她的成就对于女性在地区语境下的性别协商的推动已然成就一段不容忽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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