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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小波小说的叙事风格

2016-8-5 16:16|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690| 评论: 0|原作者: 牛江涛|来自: [db:来源]

摘要: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以他独有的方式书写着自由与理性。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超脱与颠覆的狂欢精神,构筑起一份具有震撼效应的叙事的狂欢。这种叙事的狂欢,既是王小波自由的文体风格的突出表现,也是我们解读 ...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以他独有的方式书写着自由与理性。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超脱与颠覆的狂欢精神,构筑起一份具有震撼效应的叙事的狂欢。这种叙事的狂欢,既是王小波自由的文体风格的突出表现,也是我们解读其小说内涵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在叙事的狂欢中,王小波思索着性爱与生命,拷问着政治与权力,质疑着历史与意义,体现出对生命个体自由的追寻。
     在王小波突然辞世之后,有关的纪念文字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主要有两个:即“自由”、“理性”。然而作为一个视写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的作家,王小波小说不仅是对自由的书写,而且成为了自由的书写。在小说创作中,王小波追求着语言的自由与文学的自由,构筑起一份独特的叙事风格。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大量变形的、怪异的东西,充满了怪诞的、非理性的场景,构成了一种荒诞而酣畅的反讽,一种机智而夸张的戏谑。这种幽默而飞扬的叙述,给人带来一种“狂欢”般的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
     “狂欢节”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古老节日,是人们对日常灰色生活的一次想象的超越与自由的逃逸。“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节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狂欢是对现成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体现出消解一切界限,打破来自身份和来自观念的各种限制,颠覆文化秩序的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正是在西方狂欢精神的意义上,王小波小说文本的表层是“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深层里是对官方权威的消解,对现实规范的颠覆。在这消解和颠覆之中,给人一种从官方的严肃、政治的权威、道德的禁令中解脱出来的独立而自由的世界感受,小说文本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堪称“世纪末的华丽”的叙事狂欢。
     当然,王小波小说的叙事狂欢也不同于中世纪拉伯雷小说中的狂欢风格。那是民间诙谐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审美观念的产物,与民间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具有广场的自发性和包罗万象的全民性。而王小波小说的叙事狂欢,更“仿佛是一种独自体验并强烈意识到这种孤独性的狂欢”。以思维为人生乐趣,主张“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的王小波,在小说的书写中,思索着个体生命的存在,以一份清醒的伤痛,沉思并拆解着社会的规范与文化的秩序。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在这里演绎成了一位自由的智者对性爱与生命的思索,对政治与权力的拷问,对历史与意义的质疑。在这颠覆的狂欢之中,体现了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对强大的异己力量的反抗,以及对生命个体的自由存在的追寻。
     在这叙事的狂欢之中,王小波的笔触首先伸入性爱这个颇具争议的领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了太多的文化符号,性爱被加上了层层文化密码,成为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这种不可言说既是一种伪道学的虚伪,更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的遮蔽。而在王小波笔下,“性是自然的,干净的,就如生活本身;性又是反抗的,具有颠覆性,在压抑的环境中像一阵自由奔放的劲风”。在《三十而立》中,作者写道:
     “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决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在作者看来,自然的性,是生命的一种本真存在形态,既是生命激情的自然流露,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验证。这种对性爱的自然、坦率的描述,不仅是对伪道学的尖刻讥讽,而且构成了一种诙谐的美学效果。就如《三十而立》中,“我”对昔日的情人“小转铃”所念的那首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
     这种直白、坦率而又清丽、空灵的描述,正是王小波小说中性爱言说的集中体现。这种“为肉体恢复名誉”的诙谐,既是伪道学的“假正经”的一副解毒剂,也是对现实文化秩序的一种否定和颠覆,呈现出一个消解规范、超脱禁令的自由自在的狂欢世界。
     如此,王小波对性爱的言说,成为对生命的一种言说。《似水柔情》更是触及了遭压抑的弱势群体的生命形态。小说讲述了阿兰与小史的同性恋故事。在这里,性成为透视社会的聚焦镜,折射出认同与存在、话语与权力的复杂的关系。在正常的社会形态和话语系统中,同性恋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变态的存在而缺乏自己的位置且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相应地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话语权,最终成为现存话语系统中的沉默者。同性恋的这种微妙的社会地位,更凸显了性爱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小说对阿兰的自恋心理进行了深层的剖析,“透过阿兰抑郁、焦虑、恐惧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出,阿兰同性恋心理的形成,是由于不被社会接受而无从找到身份认同途径的绝望,和绝望中的选择——承担被施予的虐待,把受虐在想象中转化为美”。性爱在这里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利比多的投射,直指生命潜意识的最深处,强化着自我体验与存在追问。
      在充溢着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的叙事的狂欢之中,王小波小说中的性爱场景喷薄、灿烂。性爱成为小说文本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是“生命”、“人性”、“自由”的象征。并且,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大革命”那段惨痛记忆是王小波小说书写的一个潜文本,“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时不时地浮现在小说丰厚而繁复的肌理之间,成为其小说书写的重要指涉。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对性爱的描述,是反思人的生存状态的一个窗口。如此,小说中性爱的张扬,既是生命力的一种张扬,在深层次上,更成为对压抑与逼迫的一种反抗,“对性的言说的开放,隐含着对肉体控制和对性灵扼杀的抗议”。
     从这个角度切入,王小波小说中的性爱描述,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式的,不如说是福柯式的。在这里,性是政治问题。性爱成为权力关系的游戏化,也使权力关系暂时化,从而得以窥视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这样,性爱并非仅仅是一个反叛的空间或个人的隐私空间,它自身“便是一个微缩的权力格局,一种有效的权力实践”。在《黄金时代》中,围绕在王二与陈清扬的无数的交代材料与“出斗争差”的荒诞情境之间,“性”成了那幅灰暗、荒芜、怪诞的背景上的无所不在的化妆狂欢。“性”在这里进入了那貌似严肃的政治游戏,并从而取消了审问的意义。审问成为“斗破鞋”,成为徒具形式的游戏与娱乐,一方面暴露出权力者貌似道貌岸然,实为窥淫者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也拆除了权力游戏的伪装,使权力关系游戏化,从而有效地颠覆了权力的实施。
     这不无苦涩的黑色幽默,告示着环境的怪诞与世界的荒唐,我在调架上感到的荒唐是这样的:“眼前这个世界不真实,它没有一点地方像是真的,倒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一个乌托邦。”在这里,关于怪诞的描述,已经不仅是对权力游戏的嘲弄,而且是对这游戏的深层内核——乌托邦冲动的消解。小说因此成为反乌托邦冲动的书写。在这怪诞的叙述中,“揭示的是完全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它超越现成世界虚幻的(虚假的)唯一性、不可争议性和稳固性”,从而显示出人向自身回归的可能性。
     对政治权力的戏仿,进一步导致历史自身面目的暴露;对权力游戏中暴力的书写,成为历史的残酷存在的展露。王小波小说中对于亘古岿然的权力之论的书写,最终指向了历史的另一深处:在正史中关于建功立业的傲慢自夸的背后,是仇恨和暴力的血腥;在儒家经典的关于立功立德的美誉之下,是生命存在的残缺与遗忘。如此,小说中的亵渎、反讽最终指向了历史自身,成为对历史文本的戏仿,消解着历史的意义,也颠覆着历史的权威。
     如果说传说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准历史文本的话,那么,王小波对历史文本的戏仿与颠覆,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场景的荒诞、历史意义的虚无。王小波创作了《红线盗盒》、《万寿寺》、《红拂夜奔》等一系列历史小说,但这与其说是历史小说,不如说是历史故事的一种演绎。在小说的叙述之中,王小波对经典历史故事进行了滑稽改编,以贬低化的诙谐,对历史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进行了戏弄和消解。
     在《红线盗盒》中,薛嵩怀着建功立业的理想来到湘西,然而在未受儒家礼教浸染的湘西山区,儒家礼教不但失去了权威,而且成为薛嵩日常生活中的障碍。在苗女红线的眼中,薛嵩所遵守的那一套礼教毫无作用,显得可笑而荒谬。甚至在被田承嗣的人马包围,生命陷入了险境,营寨也即将被夺走的时候,薛嵩也因为身上不披一丝,与礼教不合,而不敢有所动作。小说透过红线的视眼,在犀利的反讽之中,展现了薛嵩的狼狈、滑稽与可笑。剥去了加在传统礼教上的神圣光环,展露出来的是礼教抑制下的生命的枯燥与怪诞。在“打诨式的加冕与废黜”的戏仿之中,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神话在戏仿中遭到嘲弄,成为架空的存在,徒具一副死板、僵硬的面孔而已。
     《红拂夜奔》描述了李卫公与红拂出逃洛阳城、回归长安城的经历,在这“逃”与“归”的逆转之中,显示了生命的无奈与历史的荒诞。李卫公出逃洛阳城、躲在菜地里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活力最旺的时刻,“从傍晚到午夜,他都在用各种姿势与红拂做爱”,而在自己设计的长安城中,却只能装傻。并且“假如李卫公想在装傻方面完全成功,就不仅要在外面装傻,在家里装傻,而且在和红拂做爱时也要装傻,闭着眼流着涎水往她身上爬”。这些戏谑的对比,显示出一个怪诞的历史悖论:“李卫公年轻时玩了命的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老了又要装傻,前后矛盾。但这也是做一个中国人最有趣的地方。”这个悖论无疑是对所谓的建功立业的理想的辛辣讽刺。
     与《红线盗盒》一样,《万寿寺》也是对唐传奇中薛嵩故事的演绎。依然是对薛嵩湘西建功立业理想的消解。不过在长篇的篇幅中,小说的容量扩张了,不但增加了老妓女、小妓女的故事,而且出现了写作者与写作行为。小说在多个层面、多重线索、叙述人的多重身份,视点之间构造了一个繁复的叙事空间。小说中大量的即兴发挥,穿插叙述,构成了一个立体且开放的叙事结构,由多个彼此牵连、缠绕回复的情节所组成。小说的叙述打破了线性的时间序列,每一种叙述,既提供了一种阐释事件、结构叙事的可能,也同时可以是对这种可能的颠覆,后一种叙述不断地在无形中消解前一种叙述(如男刺客向女刺客身份的转化,老妓女和小妓女在刺客面前身份的转换等),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时间,洞穿了从外部强加于历史叙事的线性时间序列,在跳跃的、似破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历史自身的破碎存在。所谓的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映照下的关于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而“历史进步的线性叙述,不过是一个玩笑,一种谎言”。
     如前所述,王小波以一个自由的思考者的身份,在小说书写中,构筑起一份具有震撼效应的叙事的狂欢。作者所强调的不仅是智慧、创造、思维的乐趣,而且是文本自身的欣悦与颠覆,“在其小说不断的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之中,类似正剧与悲剧的历史图景化为纷纷扬扬的碎片”。不过,作为一个20世纪的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的叙事狂欢显然不同于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小说的狂欢风格。但它具有狂欢的精神内核:在贬低化的诙谐中消解严肃性,在滑稽改编的戏仿中颠覆权威性。这种深层的消解与颠覆,使王小波小说体现出一种反抗异己力量的独立而自由的狂欢精神。在这狂欢的背后,表达着作者对生命的思索,对权力的拷问,对历史的质疑,以及对个体的自由存在的追寻。王小波并没有从狂欢的体验之中脱身而出,在一份令人会心的幽默之后,他留下一份战栗,在一个戏谑的笑容背后,他给了我们一种生命的沉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小波小说的叙事狂欢,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意义的消解,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快乐并深思,让我们痛楚并欣悦。他为我们反思自身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思想平台。这或许也是王小波小说在汉语写作中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76.
     [2]王小波.思维的乐趣[A].王小波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7.
     [3]王小波.红拂夜奔•序[A].王小波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61.
     [4]李银河.王小波笔下的性[A].王毅.不再沉默[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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