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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深化郭沫若研究

2016-8-5 16:16|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1022| 评论: 0|原作者: admin|来自: [db:来源]

摘要: 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今天正式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四川省文联、四川省郭沫若研究学会、重庆市文联、重庆市社科联和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共同发起、联合召开的。全国一百四十多位同志前来参 ...

  “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今天正式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四川省文联、四川省郭沫若研究学会、重庆市文联、重庆市社科联和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共同发起、联合召开的。全国一百四十多位同志前来参加这次会议,其中有郭沫若研究的专家学者,有郭老生前的战友,有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有有关部门的同志,真可说是济济一堂。重庆是郭老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一个短时期为争取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胜利而生活、战斗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时间。这是郭老一生中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反法西斯的民主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作家的最光辉的一段历史。我们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来到重庆,缅怀郭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是对郭沫若同志的一次极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一九八三年在北京举行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曾经希望大家群策群力,为郭沫若研究迎来一个丰收季节。这些年来,由于各地同志的努力,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正值金色的秋收季节,看看这几年的工作,也可算是一个有收获的“有秋”之年吧。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工作,截至目前为止,历史编的编辑校勘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出版发行了六卷,考古编明年可以编辑完毕,现在己经出版了三卷;文学编的编辑注释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一至五卷和第九卷已经发行。全集三十八卷争取一九八六年全部编辑完毕,力求有关出版社能抓紧印刷出版。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现有会员二百四十一人,去年和今年分别在北京和西安举行了小型的郭沫若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和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座谈会,后者是与陕西师大中文系联合召开的,参加者包括文学和史学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学会出版的《郭沫若研究》已编辑了三期,发表了一批郭老的佚文、书信和研究论文,创刊号已经出版。今年四、五月间黄烈等同志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与有关方面进行了以郭沫若研究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交流和考察,收集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加强了与日本学者的联系,也了解到日本郭沫若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十七卷本的郭沫若选集日文本正在编辑,六卷的郭沫若自传已经出版。翻译、介绍、研究郭沫若,在日本正成为一项发展中的事业,并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今年八月间,日本亚非文化财团理事长、郭沫若文库的负责人菊地三郎先生来北京,我们举行了会谈,商讨了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学术交流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四川和山东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在乐山、成都、山东分别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也分别出版了好多册郭沫若研究专刊和论集。有些地方如上海、云南、陕西、甘肃以及东北三省等地相继开展了研究,有的开设了郭沫若研究的专题课。各地都发掘整理了一批郭老的革命活动和文学、史学活动的史料和佚文。列入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创造社研究资料》已经出版。还有一批包括研究郭老的专著、年谱、各种汇校本等相继出版,这些书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书名我不一一列举了。关于郭沫若史学、考古方面的研究也有进展。像甲骨文、金文、古史分期等问题都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论著。也有一些与郭老持不同观点的争鸣。我们认为这些都有助于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近几年的郭沫若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一批中年的研究者并且已成为研究的骨干,这是很值得欣喜的好形势。另一方面,郭沫若研究的领域也开拓得比过去广泛得多了,如开展了郭沫若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史学活动的研究,也从单一层次的研究拓展到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和系统全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希望同志们今后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

  我们在两年前就定下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郭沫若在重庆,照郭老自己说的是他的第二个写作青春期。他的创作精力之旺盛,把新的派克钢笔也写坏了。无论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文艺创作上,他在重庆的成就是惊人的。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与鼓励,周恩来同志对郭老所作的热情洋溢的评语,以及由郭老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有三百一十二位知名人士: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不问政治的著名教授和学者签名,当这个进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时,害怕和压制民主的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的情景,等等,至今仍是历历在目、印象鲜明。我们深入研究郭老在重庆时期的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是非常重要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主要的意思是希望把以郭沫若在重庆为主题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些,在扩大研究领域中求得深入。

  抗战时期是“五四”以来经过十年反文化“围剿”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取得非常重大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新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是“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是郭沫若同志。

  我这样提的根据是:

  第一,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达到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还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伟大的成就。这一坚强正确的思想指导是以往的新文化运动所缺乏的。同时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大后方的直接领导,有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和理论刊物《群众》,有一批进步的书店与刊物等,这都是以往左翼文化运动史上所没有的。加上抗战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使新文化运动完全摆脱了过去某些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等缺点错误,实现了大团结。

  不仅党的领导更坚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容是更加强大,规模更是空前的壮阔。当年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和文化团体,许多著名的学者、教授、艺术家和一批大专学校,纷纷来到大后方。这些具体的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就仅以郭老亲自领导的三厅来说,多少演剧队深入到前线和农村中去,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集中了多少忧秀的学者专家,他们所做的工作,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不是抗战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可比拟的。

  再一个特点是新文化运动的成绩辉煌。从文学艺术方面说,就产生了不少好作品,特别是在戏剧方面,郭老的历史剧和曹禺、夏衍、阳翰笙等的剧本相继发表和演出,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一个最光辉的里程碑。茅盾、巴金、老舍等在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学术著作方面,郭老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和他的史论,以及剪伯赞、杜守素、侯外庐、吕振羽等同志的通史和思想史著作之丰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郭老一九二九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确立,那末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对比之下,不仅郭老本人的著作,而且上面指出的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的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领导地位是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更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我不学无术,信口开河,“成绩辉煌”这个评语是否恰当,是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才能作出的。

  末了,我要说的是经验丰富。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新文化运动,是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边战斗边发展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汪精卫等的亡国谬论,所谓“王道乐土”的敌伪思想,加上崇拜暴力、宣扬法西斯专制主义和封建复古的反动思想等等,对这些思想都需要进行坚决斗争。还有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唯心学术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上的根本对立和争论,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等等,呈现着五彩缤纷的姿态。一部宣扬反动思想的《中国之命运》,这是国民党当局绝对禁止批评的蒋介石的著作,可是当年文化界有胆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进行艰苦而有成效的斗争。这些复杂交错的斗争情景,虽然时隔四十余年了,现在重新回忆,仍然是很动人的。

  我觉得在抗战时期某些具有唯心论世界观的老学者专家,他们写了不少书,我们也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当年马克思主义者与冯友兰、钱穆等先生的学术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注意到了掌握分寸。凡是对爱国的老学者,他们在社会上有影响,不应采取围攻方式,要说理充足,要肯定对方某些可取的地方或正确论点,不要一笔抹煞,等等。我读书不多,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当年在学术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在批判对方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仍然肯定或吸收对方的某些学术成果作为自己的营养。这是很好的传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人士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如郭老同杜守素同志间的争论等等,都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在文学艺术方面,如对历史剧的讨论,茅盾小说《腐蚀》的讨论,以及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等等,都充分显示着良好的学风和民主精神。而郭老当时的许多文论,至今还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讲当年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不能不深入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思想言论和领导方法。同样也要深入研究郭老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所起的作用和成劝的经验,还特别要重视周恩来同志与郭老之间的亲密关系和非常良好的交往经验等等的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党的领导也常常不能完全代替它。毛泽东同志对伟大鲁迅的歌颂和指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是最好的说明。周恩来同志在郭老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曾经指出郭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将继续带领我们前进。周思来同志的那一番热情的话和他同邻老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对当年新文化遗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无可估量的。郭老是一个学贡中西的巨人,有自己坚强的性格,然而他对周恩来同志的钦佩,完全是出乎内心的。这里既表现出郭老的难能可贵,也更表现着周思来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总之,周恩来同志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是我们党的珍品,总结发扬这方面的经验和重庆时期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无疑对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是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的。

  我的这个不成熟意见,如有不妥,请予批评。我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深入进行下去。

  我们的会是学术讨论会,到会的都是专家学者,为了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我建议发言力求简明扼要,一般要交待的话,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话,可以少讲。发言时尽可能观点鲜明,按照党的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的原则,畅所欲言。

  最后,我代表会议的北京几个发起单位,在此再一次向重庆市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会议的周到安排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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