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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文学研究的推进与深化的分析

2016-8-5 16:16|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441| 评论: 0|原作者: 古大勇</a>  |来自: [db:来源]

摘要: 刘文辉的著作《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煌煌33万言,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是一本抽血敲髓、化精吐哺历时8个年头、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的极限的生命之作。著作 ...

  刘文辉的著作《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煌煌33万言,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是一本抽血敲髓、化精吐哺“历时8个年头”、“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的极限”的生命之作。著作把现代传媒所构建的时代语境作为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文化背景“聚焦于现代传媒语境在整合刷新社会文化情势中‘文学转向’的动态复杂性’”,特别是其对90年代文学转向的关键性作用,把文学放在传媒语境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关于“90年代文学与传媒范畴”的研究,学术界也出现一些相关成果,刘著与这些研究成果相比,显示出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一、视角方法的“多元融合”

  刘文辉在本书的“绪论”部分,总结出学术界出现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传媒范畴的研究”的三种主要研究视角,即“文学传媒的内视角”、“文学传媒的外视角”和“文化研究的大视角”。所谓“内视角”,“就是把作为纯粹文学载体的传媒,诸如文学期刊、报纸和文学出版物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考察传媒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所谓“外视角”,“就是从大众传媒也即是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的研究视角,来考察传媒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所谓“文化研究的大视角”,“就是把文学纳入到‘传媒与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来考察,主要探讨传媒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基于这三种研究视角的研究,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成果。传媒视野中的90年代文学之所以能从以上多维开阔的视角进行观照和研究,是与90年代文学的杂相丛生、光怪陆离、变幻无穷的繁复性特征,以及其与传媒之间互相渗透、纠葛缠绕的复杂吊诡关系有着深度的关联。事实“90年代文学与传媒”这一能指命题既涵盖“文学期刊、报纸和文学出版物”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也涉及“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等与文学的“蜜月”胶着状态,更是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家族的一员。因此,单一的视角就无法完全拔去笼罩在“传媒与90年代文学”这一巨型文学现象之上的重重雾霾,清晰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的全貌,顺利抵达现象背后真理和本质的核心。本书作者认识到单一研究视角可能带来的遮蔽和局限,采取了一种多维透视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即以“文化研究的大视角”为主,有机融合“内视角”和“外视角”的方法。其中,既有“内视角”的灼灼透视:如第六章中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策划性”,一针见血地指出90年代以文学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策划”对文学带来的正负面作用,特别是“导致文学审美压抑和文学性流失”以及“限制文学自由”等不可忽略的影响性事实;也有“外视角”的广度扫描:著作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更是用触目惊心的文字揭示以电视和互联网为重心的电子传媒对90年代文学的颠覆性影响;更有站在“文化研究”大视角的敏锐观照:如著作探讨了90年代文学与传媒语境下的“新意识形态”及其家族的关系,90年代文学与启蒙、审美伦理、新民间等的关系,均呈现出文化研究的向度。唯此多视角的运用,才能对“传媒语境下的90年代文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把握和认知,而不至于产生“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知误区。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下,作者采取了“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方法努力规避文化研究中所出现的对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文本的疏离,具体说,就是以现代传媒语境作为观察文学的背景,以文学运动、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审美作为观察的对象,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结合文本分析,借助符号学、传播学、新闻学、文学社会学、后现代理论和文艺美学等理论资源进行跨学科研究,探讨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文学的复杂走向。总之,多元融合的研究视角和“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方法,必然会推动“传媒与90年代文学”这一命题的研究走向深化。

  二、诊断剖析的“钻肌入骨”

  如果说90年代文学是一个表面健康、内里实际隐伏着各种疑难杂症的庞大生命体,那么要对这个生命体进行全面科学的诊断剖析,则需要敏锐的艺术眼光和精湛的专业技术,非如此,就不能准确地把握90年代文学从脉相、症候到病理等类别的内部真相。刘文辉正是拥有这种眼光和技术,故而能对90年代文学进行“钻肌入骨”的诊断和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客观科学的90年代文学的“诊断报告书”。其中第三章“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新意识形态的关系”和第五章“20世纪90年代走向‘新民间’的文学”这两份“报告书”尤为笔者所激赏。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难分难舍的纠缠关系。在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文学独立的审美维度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79年,文学则完全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和工具,80年代后,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关系渐趋松绑。“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传媒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蜕变为一种新状态”,这就是“新意识形态”。虽然“新意识形态”这一词语并非作者首创,但他对“新意识形态”的复杂面貌、本质特征及其与90年代文学之间的吊诡关系的科学诊断和细致剖析,却是前人所没有深入开掘下去的薄弱环节。在作者看来,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家族庞大而具有众多分支,可分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等不同的子类,共同构建了90年代文化语境的复杂形貌。再着“新意识形态”各子家族与90年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姿态各异,不一而足:或坚守自尊,或善于馅媚;或故作矜持,或不妨暧昧;或欲迎还拒,或主动投怀;或若即若离,或如胶似漆。其中有“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温婉遇合,”“文学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欲望能指的叙事狂欢,”“文学与精英意识形态的异趣呈现”,等诸种形态,各种形态的内部又充斥着诸多殊异的感性细节内容。本书还有一个核心概念“新民间”。作者对“新民间”与90年代文学之间新型而复杂的粘连关系,也做出了全面准确的诊断和恰中肯繁的剖析,其中不乏个人的独特发现和思考。首先对“新民间”的内涵进行界定,“新民间”的“间”己由“乡村的主体背景置换为喧嚣的都市”,而“民”则是以“城市的平民”为主体的大众 “同传统民间相比,‘新民间’依托工业文明抑或后工业文明的背景,是一个被传媒话语操纵的民间,一个都市环境成为其主要活动场所的民间,一个市场经济的民间,一个在全球化覆盖下融入现代文化元素的民间”。作者转而以此为阐释原点,揭示90年代文学走向“新民间”的种种情状:其中有崇尚“金钱拜物教”的“物欲叙事”,有在“肉身潮”冲击下的“性欲叙事”,有大量征用影视修辞的文学叙事,其叙事总体上已经转向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为中心的“泛审美范式”。作者最后又在“审美启蒙”和“人生启蒙”两方面对走向“新民间”的90年代文学做出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辩证性评判,为一向被视为“精神荒芜和审美溃败”、“褒少贬多”的新生代写作说句公道话:“依然激扬着文学对审美和人生的不懈启蒙,只不过以日常化、个人化、享乐化和欲望化的形式曲折表现出来”。这样,一份兼具症候描述和病理判断的特定“报告”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作者能对90年代文学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的独到分析,还得益于其拥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即作者曾经在新闻媒体工作十年,长期浸淫濡染于传媒文化语境,对传媒文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力有着真切的感知,这种优势是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因此,他在进行此课题研究时,就能比较客观准确地把握传媒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中有关“文学对现代传媒的修辞改造”,显然就是一个具有充分媒体经历的“传媒人”的独到发现。

  刘文辉关于90年代文学自由性质的思考和鲁迅先生不谋而合“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是,认为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后,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开始了天马行空的自由旅行,己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自由。其实,貌似自由的文学恰恰是不自由的。真实的情况是,虽然文学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可是又开始成为经济和市场的新附庸。鲁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官的“帮忙”与“帮闲”以及“商”的“帮闲”与“帮忙”,而在面对大众文化时,又容易沦为“大众”的“帮闲”与“帮忙”的危险,(读书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此处所说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皆不自由的命运,与刘文辉所发现的文学的命运何其相似!在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统治的时代,文学易沦为“官”的“帮闲”与“帮忙”。90年代之后,又转而沦为“商”的“帮闲”与“帮忙”以及“大众”的“帮闲”与“帮忙”。知识分子和文学,两者的命运,如出一辙,这是文学的宿命,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刘文辉在此体现出如鲁迅一般力透纸背、洞见脏腑的思考深度。

  三、现象观照的“瞻前顾后”

  所谓现象观照的“瞻前顾后”,是指作者在对90年代文学或其中某一文学现象进行观照和评判时,瞻前顾后,游走往返,腾挪自如,而非画地为牢地把目光定格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孤立静止地就现象论现象。所谓“瞻前”,指的是对某一特定文学现象进行观照时,作面向未来的可行性展望或描述;所谓“顾后”,指在研究90年代某一文学现象时,把目光再撤后到80年代、新中国后、五四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将后者作为一种参照的坐标,或在后者更开阔的视野下,对前者进行开放性的观照。质言之,要对90年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者的目光和观照范围仅仅局囿于90年代这一特定阶段是不够的,必然要对与90年代文学相关的其它时间段的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熟稳于心、胸有成竹,方能对90年代文学做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宏论。就“瞻前”和“顾后”两者来说,作者显然更倾向于“顾后”。如作者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走进社会生活的传媒”时,以一小节的内容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传媒的主导叙事”,在比较的坐标上,两个不同阶段的传媒叙事的区别就自然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前,传媒叙事的话语主体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宏大指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叙事的话语实践开始大规模转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种“顾后”的比较,90年代传媒叙事的独异特征就无法凸显出来。在“文学与精英意识形态的异趣呈现”,这一小节中,作者指出精英意识形态在90年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不断调整自身功能和结构,形成了“异趣呈现”的多元叙事语态,为了突出这一“个性化”特征,作者采取“顾后”的观察方式,回顾了精英意识形态在与20世纪文学的遇合中,先后出现的“启蒙与救亡文学”、“党文学”和“新启蒙文学“等文学形态。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传媒覆盖下的作家生存法则时,则“顾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后计划经济条件下作家的生存状态。在论述90年代“新民间”这一概念时,则对民间这一复杂含混的概念进行肇始于五四时期的百年梳理;而在提出90年代“新意识形态”这一个概念时,则无法回避对90年代之前传统意识形态的介绍。总之,在“顾后”的视野中,在比较的坐标上,90年代文学的独特性就被彰显出来了。

  既有“顾后”,当然亦有“瞻前”,作者在著作中的不同地方对90年代的作家创作以及文学的整体未来走向进行描述和展望。例如,“所幸的是,走向新世纪,一些作家开始写出一些具有时代文化深度和历史穿透力的作品,如李洱、毕飞宇、陈加桥等,在告别了浅层次的欲望写作后,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局限,以清醒的自我意识,书写具有‘个人’精神品格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悸动,挖掘和表现潜藏在现实背后的生活真相。“20世纪文学应该体现出对新人文主义的追求”。特别是著作的“余论”部分,作者对未来的文学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不仅是一个社会存在,还是一个心灵的存在、情感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不仅永远不会终结,而且还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文化转向和异彩纷呈的生命绽放。

  四、价值判断的辩证犹疑

  对于传媒语境下的90年代文学的价值评判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般人往往认为,在这个“唯市场”、“唯金钱”马首是瞻的消费社会语境中,90年代文学从整体上来说,己经低下曾经高贵的头颅,弯下曾经尊严的腰肢,向曾经所不屑的市场暗送秋波,献媚讨好,甚至投怀送抱。80年代那种以“启蒙”、“理想”、“现实关怀”、“文化重建”等为主要标志的文学传统宛然被连根拔起,成为昨日黄花。文学的理想主义渐趋丧失,文学的精神向度整体沉沦,呈现出商品化、娱乐化、平面化、空洞化、泡沫化的趋向。缘此,90年代文学在价值属性的判断上,基本是负面的,这似乎己成共识。刘文辉的著作也对90年代文学的这种文学“病象”充满忧虑,痛心于90年代文学“泡沫文化、深度消解、自恋、私小说、性的放诞、快餐速食文化”等写作冲动。指出90年代文学“作为审美的精神性,却呈现出全面崩溃的症候”“在物欲和情欲无节制的表达里,文学精神整体下沉”,个人化写作时“文学大幅度游离了社会关怀和公共承担……放弃了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放弃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而多关心躯体、欲望、私人生活及生活的原生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方面对传媒语境下的90年代文学给予负面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在具体论述的不同情境中对90年代文学或其中某些局部文学现象作出明确的肯定评价,显示了作者在价值判断上暖昧犹疑的态度。这种正面评价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对90年代文学整体生态格局的分析,认为90年代文学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商品化倾向,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斑驳异质的因素,即90年代仍然有部分作家坚守文学的精神阵地,坚持理想主义写作,如他在著作中列举出张承志、张炜、史铁生、韩少功、王安忆、王小波、王蒙、以及以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的创作,这些作家的创作,或在精神内容上,或在艺术探索上,都体现了对文学本体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在一些局部的文学现象的评价上,作者也能从不同视角、不同标准做出相对多元的评价,例如,对于新生代作家个体化写作,作者便从“文学的人生启蒙”角度,对之作出大胆的肯定:“文学对‘宏大叙事’的反动和对感性人格的还原与重建”、“文学的女性身体写作对女权主义的精神诉求”、“文学对生命本质的拷问”。对于常为人批判的“文学消费性”现象,他也能从另一角度来评价:文学消费性,恰恰是文学叙事中被历史压抑的‘人文精神’-娱乐精神的合理浮出。面对这一现象,‘人文精神危机’论破土而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危机’论者自身都没有弄清‘人文精神’的深邃与宽阔内涵。他们只看到文学消费性对文学精神消解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文学消费性对文学精神复位和建构的另一面”。所以对于同一篇朱文的《爱美元》,既有从精神道德的角度,否定小说“重口味”的“欲望叙事”,批判小说中“父亲帮儿子找妓女的颠覆与荒谬”,也有从自然生命的角度,肯定小说对于人的生命本质的书写,“朱文的笔触透过表象,直抵人的生命本质,大家知道,性是人类最为本质和根本的渴望,是人性所有欲望最终要抵达的终点,可是,传统的道德却是极力掩饰和规避这一人性的本质表征,朱文具有革命性的文本行为彻底撕毁了覆盖在上面的一切装饰,让我们逼视和抵达了欲望幽深的底部。这就是朱文的意义。这种对于90年代文学现象暖昧犹疑的辩证性评价在著作中随处可见。如认为90年代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经济的附庸或者传媒的附庸,但是文学获取自由的程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在很多方面都是空前的。对于作家“触电”现象,既指出其“导致文学品质的逐渐丧失和文学精神的异化”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辩证指出其正面意义:“在视觉文化的传媒时代,作家‘触电’与其说是一种放弃抵抗的消极文化逃避,不如说是一种积极抗争的‘迂回’文化策略……是以‘合作’的姿态‘曲线’地与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抗争。己经成为一部分作家拯救文学的理性自觉”。而对于90年代文学常为人的“欲望化”叙事,从审美启蒙的角度来看,它是对“经典美学展开可颠覆意义的反叛”,“一次大胆的美学突破”,“对文艺学本质主义思维的反拨和超越”。

  刘文辉对90年代文学的价值评判所表现出的暧昧犹疑,并非一种取消立场的“骑墙”态度,爱之、恨之、同情之、鄙薄之,均体现了一种充分理性的辩证立场。它是由90年代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决定,同时也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有关。就前者而言,当我们用“共名”性质的五四文学传统或80年代文学传统作为唯一的价值圭泉,来衡量具有“无名”性质的90年代文学时,必然造成对90年代文学许多生动丰富“细节”内容的删除及其价值的消解。诚然,90年代文学不可缺少80年代文学的精神之“钙”,此乃文学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毕竟时代语境发生根本逆转,由启蒙文化语境过渡到消费文化语境,启蒙不再是文学的唯一功能乃至最重要的功能,文学的消费需求己经走向多元化,文学的价值观亦走向多元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作者面对90年代文学时那种爱恨交织、犹疑不定的态度,犹疑不决中既有作者对文学基本价值的坚守,也有对文学多元化趋向的宽容和体贴式的同情。

  再者,“启蒙主义”、“救世情怀”、“文化重建”等80年代文学所推崇的文学传统难道天生就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吗?文学可以充当“启蒙的号角”、“道德的化身”、“大众的代言人”吗?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刘再复先生曾提出了“文学的自性”的概念,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自性”一词来自禅宗慧。“‘文学自性’的对立项是文学之外的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市场性、集团性等”。“甚至也排除科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就是心灵的事业,与功利无关,或者说,它只审视社会的功利活动,但本身不是功利活动,它的自性就是它的心灵性、生命性、审美性”。按照这个概念,80年代文学的“启蒙使命”和90年代文学的“商品特征”同样属于文学的外在“他性”,同样具有功利性。那么,既然文学可以充当“启蒙的号角”,为什么不可以充当“娱乐的工具”呢?我在刘著中每每看到作者对90年代文学整体批评中不时冒出来的三两辩解,那种互相抵触,那种前后矛盾,那种暧昧犹疑,似乎不是无意为之的阐释“漏洞”。

  结语

  总之,就刘文辉的研究而言,“多元融合”体现在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维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钻肌入骨”体现其对90年代文学现象诊断剖析时所表现出的深刻性、犀利性和准确性;“瞻前顾后”体现在其对90年代文学现象进行观照时思维方式所呈现出的开放性、整体性和动态性;“辩证犹疑”体现在其对90年代文学价值判断时所表现出的科学性、公正性和不走极端的辩证性。而这些特质是许多同类研究著作所缺乏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文辉的《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大大推进与深化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这一重大学术命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新时期文学研究理应记住这一笔。较之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的传媒语境及其对文学的覆盖性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21世纪初的文学似乎也没有产生自身新质,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有着几乎同质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21世纪初的文学一脐相连,血脉相通,具有大致相同的面容、身姿、基因和魂灵。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作者暂时没有把21世纪初的文学纳入考察的范围,我们期待,假以时日,刘文辉会给我们增订出一本内容更为丰富的《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转向》的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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