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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桃花扇》分析孔尚任的历史意识与生平遭际

2016-8-5 16:15|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335| 评论: 0|原作者: 陈鸿儒|来自: [db:来源]

摘要: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少年时隐居石门山读书,康熙朝出任国子监博士,沉浮宦海十余年,有《湖海集》、《石门山集》、《桃花扇》等作品传世。所作 ...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少年时隐居石门山读书,康熙朝出任国子监博士,沉浮宦海十余年,有《湖海集》、《石门山集》、《桃花扇》等作品传世。所作《桃花扇》颇负盛名,自清流传至今。关于《桃花扇》结构之巧思,文辞之华美,品格之清洁,本文不再赘述,而由《桃花扇》反映出的孔尚任之历史意识,与导致这种历史意识形成之生平遭际,方是本文欲讨论之重点。

  一、求真-《桃花扇》的历史意识

  《桃花扇》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云:“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说明孔尚任写《桃花扇》的初衷并不在于抒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旨在展开南明一代的兴亡历史。而将这种“以戏存史”历史意识逐步深化展开的,是《桃花扇》中对“真”之一字的反复强调。

  于《桃花扇》卷首《凡例》孔尚任便写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为证明《桃花扇》之忠于历史,特地写了第五篇序,曰《考据》,把他依据的历史文献开据了详细目录,如无名氏(江左樵子)的《樵史》、侯方域《壮悔堂集》、贾开宗《四忆堂诗集》等等著作。应该承认在《桃花扇》之前,还没1有任何戏曲作品如此重视历史事件的本来而貌。

  笔者仔细阅读过《樵史通俗演义》、《小腆纪年》等与南明史实相关的史书《桃花扇》中所载事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不仅牵涉戏剧脉络发展的重要史事如马阮勾结、左良玉“清君侧”等皆与正史相合,一些看似虚构的情节背后也有历史支持。

  如孔尚任对杨文媳(龙友)形象的塑造,并非纯从剧情的角度出发,而是结合了真实的历史。历史上的杨文名声并不好《樵史通俗演义》中记载他在清兵南下之际:三日前先把粮米两千石,托他画社好友蓝田书载往杭州去了,自己第三日才起身往苏州到任。未到丹阳,听得清兵过江,换了快船,飞也似去了。虽然他的人品颇有投机取巧、贪生怕死之嫌,但大节未亏,史书中称他为“善补过者,明兵部右侍郎杨文进援街州,败死。及街州告急,命偕诚意伯刘孔昭赴援,与监纪职方主事孙临并为追骑所获,说之降,不从,同见杀君子所以尚补过夫。”因此作家在塑造杨龙友时,对他的批判和对马阮批判的分寸就不同。他一边趋炎附势、为虎作伥,但同时也做了许多善举,如及时通报侯朝宗阮大诚对他的阴谋迫害,庇护丁继之等著名艺人免入内廷,等等。戏曲中这个复杂形象的出现,是与真实历史中杨文媳的复杂性息息相关的。

  又如《哄丁》一出,梁启超注云:“此出并无本事可考,自当云亭山人渲染之笔。然当时之清流少年,排斥阮大诚实极嚣张且轻薄。黄梨洲所撰《陈定生墓志》中有云”。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诚以为笑乐。’观此可见当时复社诸子娇憨之状。此情节虽系作者创造,但当时的背景是真实的。国难当前,复社文人却无所作为,只知“咀嚼大诚为笑乐”。孔尚任显然欲借情节之虚构反映历史之真实,虽无一字褒贬,然褒贬自寓焉。

  仅以上几例,我们便可得知,孔尚任设计《桃花扇》,不仅在重点关目处依照真实的历史来书写,连人物个性、时代背景都力求逼真肖似,贴近时代。当然,剧中有一些情节确实与历史有一定出入,最为后人垢病的就是对史可法之死一事的记载。据正史记载史可法是坚守扬州,最后城破而死,但在《桃花扇》中却写史可法于南京城外自尽。但我们要明确的是,将史可法之死移至城外,就避免了对清军攻城乃至屠城的直接描述,这也是由于作者身处清朝,为求明哲保身而不得己为之。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但自古唯闻以直笔见诛,不以曲词获罪。”作者的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不应苛求的。

  《桃花扇》的确是一部力求真实,志在以曲存史的戏曲,从中反映出的,是作者孔尚任强烈的历史意识。何以孔尚任会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意识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而分析: 其一,汉民族特有的重史意识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根基。中国古代史官之设为时极早“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著,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图春秋以后,官私之史,记言记事,更蔚为大观。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了汉民族极端重史的集体潜意识。这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至明清更甚,明末黑暗的政治,激烈的党争,动荡的时局都刺激着中国文人对历史进行沉痛的反思。而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二年奉命疏浚黄河河口旅居淮扬的几年中,与亲历历史的诸明末名士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颇为交好,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关于明末痛史的更多真相,由此激发出他以戏存史的意识,写下了这一部虽以生旦离合为纲领,实则“南朝之治乱系焉”的《桃花扇》。

  其二,孔尚任在清朝任职期间的见闻是他创作《桃花扇》的重要动力。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工部侍郎孙在丰奉命疏浚下河海口,令孔尚任为其属佐。安徽按使于成龙主张疏浚排水,而河督靳辅主张于上河筑堤防水,这不过是两种治河方略分歧,却是南北朋党之争的具体反映。连康熙也承“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羡商谋私事,询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确知己久。”因虽然从万历以迄晚明的朋党之争,己经随着改朝换代成为往昔的历史,但是孔尚任所生活的顺治康熙年间,新的党争却又连绵不绝。正是因为他在康熙朝的亲身经历,《桃花扇》中,揭露晚明朝野上下的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而。他在剧中指出“复社极力标榜东林,故有南朝党人之祸”,并在《桃花扇》眉批中对这种门户之争进行批评:“文争于内,武斗于外,置国于不问,是何等乾坤!”正是因为孔尚任认识到了党争的危害,所以他试图以历史上发生的悲剧来影射今日,警醒后人。褒恶贬恶,赏善罚恶,祸善祸淫,用垂炯诫,这便是历史自身的基本目的和最高智能。

  二、入幻—孔尚任历史意识之归宿

  上文我们己经对孔尚任求真求实,以戏为史,力图以南明痛史来警醒后人的历史意识进行了探讨,然而在《桃花扇》中,这种“存真”的历史观最终却走向了虚幻—归隐,这才是孔尚任为历史设定的最后结局。全剧始终都在暗示和强调迷津即归隐桃源。第一出中,柳敬亭唱云:“但是桃花误处,问我渔郎。”眉批曰:“此《桃花扇》大旨也,细心领略,莫负渔郎指引之意。”此后,归隐这条主线便被剧中动荡的政治局势与生旦离合之情掩盖了,到戏剧的后半部分又渐次显现。第三十三出《会狱》中,柳敬亭、侯方域等人在狱中步月,柳唱曰:“看月圆,却也似武陵桃洞,却也似武陵桃洞,有避乱秦人,同话渔船。”诸如“武陵可 ”,“避乱秦人”等典故,己经将作者归隐的心态描摹出来。到故事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在道士张瑶星的警喝之下双双入道,入山修行,花月情断;而其他一些角色如柳敬亭、苏坤生,也在经历国破家亡、功名心绝之后,在栖霞山这个可渔樵度日,抒发亡国之恨的世外桃源里找到了最终归宿。历史的烽烟最后归于寂灭,曾发生过的一切己经如烟似幻,所剩者,不过一樵子,一渔人而己。

  孔尚任强烈的历史意识最终由真入幻,忧时伤世的精神最终磨灭殆尽,这种心态的产生,部分因为时代、风气的推动,同时也与他个人的遭际密不可分。

  明末清初,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巨大危机之中,封建末世的颓败气息越来越浓烈,社会被笼罩上一层稠密的“悲”和“痛”的集体情绪,久久挥之不去,回荡在文人士子心中的是一种苍凉的意境和沉痛的历史感《桃花扇》结尾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出家,史无凭据,纯属孔尚任的艺术虚构。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悲剧情绪的时代背景中,作家无论根据史实描写侯方域在清初屈节应试中副榜,李香君依卞玉京以终,与侯未尝再晤,还是屈从传统编造侯方域和李香君洞房花烛,团圆喜庆,都无法表达他内心中翻滚不息的深沉的破灭感。这种破灭感不仅仅指向明朝的溃亡,更多来自于乱世文人于兴亡沉浮中一种无所依傍的幻灭之感。

  《桃花扇》最后一出尾评中,作者画龙点睛:“谱《桃花扇》之笔,即记桃花源之笔也。”这句话充分说明,整部戏曲反映的,不仅仅是南明痛史,也是孔尚任自身的一部心史,将归隐作为理想境界,正是他对人生旅途沉痛反思的结果。

  孔尚任作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是一个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正统汉族文人,但却不得不在异族皇权的统治之下求生存求发展,这己经奠定了他人生的矛盾与悲剧。清王朝正是一个少数民族取代汉族统治而建立的王朝,明清易代给汉族文人士大夫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种感觉在孔家后人孔尚任心里可能更加深刻。但“君子疾恨其没世而名不称”、“立德,立功,立言”以垂后世的思想也同样地影响着孔尚任。所以,他于康熙二十年放弃了读书山中的闲居生活,典卖田地,捐国子监监生;并在康熙二十三年,即清朝攻陷台湾统一全国的翌年,为康熙皇帝在孔庙讲经,并写下《出山异数记》这样的阿诀奉上之文。对清统治者这种既不能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矛盾的心理,使孔尚任时常处于痛苦之中。

  康熙二十五年是孔尚任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正在此年,他随工部侍郎孙在丰下淮扬疏浚下河海口。在淮扬的一段日子,让他结识了诸多明末遗老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于这些历史的见证者口中得知了更多明末历史不为人道的真相。这段经历激励着他以戏存史的同时,无疑也加深了他胸中的破灭感。他在治河期间所作文集舒胡海集》有一五律,诗云: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藕耕。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孔尚任在出使淮扬三年所深受的遗民影响,此诗是最明显的一次剖白。浮名己冷,友伴柴桑,仕心渐灭,归心己生。所有历史之沉痛,身世之矛盾与仕途之丑恶,都被他谱写入曲,最终归于武陵桃源般渔樵耕读的幻境之中。

  “但见桃花误处,问我渔郎。”孔尚任强烈的历史精神与生平坎坷的功名经历,都被“误”之一字所消解。他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了南明历史,却无法更改易代的兴衰;他曾有过的宦进之心,在残酷的现实和时代的悲剧感受之中也日渐瓦解。由真入幻—由真实历史的记录者转变成桃源幻境的描绘者,这代表着孔尚任历史观念的转变,也是孔尚任坎坷遭际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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