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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钗记》中李益形象的重塑与至情主题的分析

2016-8-5 16:15| 发布者: wangziyi| 查看: 340| 评论: 0|原作者: 马芫硕|来自: [db:来源]

摘要: 明代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汤显祖在唐代蒋防《霍小玉传》的基础上,改编创作了传奇剧本《紫钗记》。本文尝试从李益形象的重塑这一角度人手并展开讨论,试图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紫钗记》的至情主题进行解读  一 ...

  明代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汤显祖在唐代蒋防《霍小玉传》的基础上,改编创作了传奇剧本《紫钗记》。本文尝试从李益形象的重塑这一角度人手并展开讨论,试图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紫钗记》的至情主题进行解读

  一、李益在相似的情境中行为、举动的重塑

  《霍小玉》传中,李益在客居长安之初便“每自矜风调,思得仕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在《紫钗记》中,李益谈到自己的遗憾时说“年过弱冠。未有妻房。不遇仕人。何名才子”。 可以看到,传奇中的李益“自矜风调”,很有些自负和骄傲,而他在得中进士、客居长安这段时间里,情感上充满了骚动。“博求名妓,久而未谐。”对李益的描写十分传神。“博求”说明“求”的范围广,“求”过的目标多。“久”说明“求”的行为延续的时间长,且李益为此不辞辛劳,极为执着。“未谐”说明,李益即使费尽心力地去寻找,依旧没有找到令他十分满意的对象,从侧面印证了李益是一个十分挑剔,且有强烈自我认同感的人。而《紫钗记》中的李益则显得单纯一些。他并不“自矜”,对自己“年过弱冠未有妻房”的遗憾叙述颇有些“窈窕淑女,君子好述”之意。“年过弱冠”的他想要谋得“妻房”也是男大当婚的正当要求,这本身和唐传奇中在花街柳巷求“名妓”的李益就有了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汤氏笔下希望通过良媒求得仕偶的李益在风雅之外又兼有淳朴的性格特征与之相较的是,无论是《霍小玉传》还是《紫钗记》,向李益介绍霍小玉时,作者用的都是相同的话:“有一仙人,滴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然而,蒋防笔下的李益和汤显祖笔下的李益对这同一句话的反应则很不相同。

  唐传奇中的李益在得知十一娘给自己介绍了一个较为相称的神仙般的美女后,先是“惊”,乃至于手舞足蹈;接着是精神上快乐到了极致,觉得飘飘然,如在百雾中;回过神后,马上牵着“红娘”的手,一边拜谢,一边发誓一辈子为奴报答鲍十一娘的恩情,至死不渝。此时的兴奋使李益忘记了非礼勿动、男女大妨的戒律,忘记了鲍十一娘“折券从良”的身份,更忘记了自己是进士及第的读书人、即将成为国之栋梁的事实。与李益毫无主体意识、屈尊降贵地向鲍十一娘感恩戴德相比更明确的是,此时的李益的言行已初露日后轻诺寡信的端倪。在此之后,去见霍小玉之前,蒋防对李益还进行了一连串的行为描写。为了见美人,作为“才子”的李益并没有闲着,但是他并没有耗费精力思索如何在美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诗才、文才,而是在见小玉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对自己的外形进行全方位的修饰,并且兴奋异常,以至于一晚上没有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李益依旧对自己的装扮不甚满意。而一个才子这么重视自己的相貌和外形,忽视其它层面的东西,难免令读者窥见他精神世界的困顿与浅薄。通过蒋防的这一段的勾勒,一个轻薄、躁动、自恋乃至略显放浪的李益形象跃然纸上。相比起来《紫钗记》中的李益反应就显得更符合读书人的身份。汤氏笔下的李益同样对鲍四娘促成这段感情表示感激,但是表达这种感激的语言是有节制的,“这一缕红丝。少不得是你老娘牵下”,既褒奖了鲍四娘成就自己良缘的功德,又没有轻浮之感。“真假”二字既表示了惊喜之情,同时没有夸饰的成分,显得更为得体

  二.李益在其生存环境、才华的展示以及对待感情态度等方面的不同

  在唐传奇中,李益作为一个“丽词嘉句,时谓无双”的才子,他的生存环境被设定在长安、洛阳等都市的寻常巷陌,甚至更多的是花街柳巷。与之相协调的是,除了“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一帘的侧面展示,《霍小玉传》中基本没有更多其它的关于李益才能的说明,因此唐传奇中的李益只是一个喜欢吟弄风月、境界窄小的文人。

  《紫钗记》将李益的生存环境扩展开来,从中原到大漠。这种改变不仅使情节的延展性、复杂性、曲折性得到充分的展现,同时也使嵌人剧中的李益诗作不着痕迹的突显了他的文学才华,继而塑造了一个能力多面的才子形象。在这里,我们暂不谈李益金榜题名、平定大小河西的丰功伟绩,仅就其诗作来谈。《紫钗记》向我们展示了李益的三首诗。它们分别作于李益离京至陇、吹台避暑、移参孟门之时诗的内容分别为:“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茄明月夜,何人倚剑自百天。从来冻合关山道,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人新年。”“日日醉凉州,笙歌卒未体。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回雁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第一首诗是李益人边地时见到划割胡汉的陇头流水,顿生感慨随日而作的;第二首诗是他和刘参军的酬唱之作;第三首诗写的是戍边将士的边愁。这三首诗在内容上虽然各不相同,有的写边愁,有的答知遇,但是总体说来,不仅意境开阔,而且有唐代士子特有的刚健沉雄的气度。这些诗看似和戏剧情节并不相关,但是它们无疑充实了李益的才子形象,使他在风雅之外,具有了阳刚、机敏等个性特征。

  《紫钗记》中李霍二人的爱情有了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在汤显祖的笔下,李益和霍小玉的相识从文人押妓的刻意转变为才子仕人在梅梢月下的坠钗相逢,男女主角也因此得以远离风尘,身处诗情画意之中。

  三.李益形象的矛盾性与至情主题

  以上两点谈到的是汤显祖对李益形象的改良。但是,事实上《紫钗记》中的李益形象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而是具有矛盾性质的。

  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中写道:“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衣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应该说,作者对李益这一角色的态度和李益形象的矛盾性有直接的关联。

  《紫钗记》中的李益在婚姻和仕途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生活的重压和种种的误会、挫折面前,他忠于自己的情感,基本做到了对妻子的专情。不过,尽管他在卢太尉面前敢于大胆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甚至在得知小玉改嫁的谣传后,悲痛不已的李益依然说:“他纵然忘俺依旧俺怜他”,但是面对卢太尉的软硬兼施,他的斗争实在算不上强硬在韦夏卿劝其就婚卢府时,李益说:“只此人兄弟将相,文武皆拜其下风,既有此情,不可骤然触怜。”也正是由于李益表现出的“暖昧”态度,令卢太尉认为李益“性资奇怪,一味撇清”所谓“撇清”是指心中明明想要可是却表面推脱,由此说明正是李益含糊其辞的态度给了卢太尉幻想的空间,使卢太尉有了只要不断的向李益施压,他最终一定会就范的错误心态。就这样,一边是与妻子的真情,一边摄于卢太尉熏天的权势,李益无所作为,长期被软禁在卢府。李益作为一个有着冠世文才的才子,一个轻松解决边塞纠纷的朝臣,却无法将自己从困局中解救出来,只是一味的被动等待,相信他绝不是想不到办法,更不是不想想办法,而是他自己的头脑中充满了矛盾,在权势和情感二者之间反复做着权衡,这种反复权衡必然造成行为上的延宕,因此最终表现为行动的消极。总之。李益的才华值得称赞,他在事功方面的有为值得欣赏,他对霍小玉的感情值得肯定,同时他的软弱、苟且也值得我们深思。李益之所以面对卢太尉表现出行为上的软弱,不是出于他的懦弱,而是因为他在权势和爱情之间的难以取舍,他对霍小玉不忍相负,对卢太尉更是不敢正面违抗,他始终无法摆正仕途与情感的天平,纠结自己的同时给霍小玉带来深深的伤害。李益对霍小玉的爱不存在背叛,但是他的感情是真情不假,但绝对不能算作至情,因为李益对霍小玉的爱并没有上升到冲破功利、超越生死的高度。这也就是汤显祖认为李益“不足道哉”的真正原因

  霍小玉对李益痴心一片,为了爱情一病不起,形容枯稿;黄衫客被霍小玉的至情所感动,没有任何目的的帮助霍小玉,成人之美,只为了让李霍二人破镜重圆。对比霍小玉和黄衫客超功利的“至情”,李益的爱情并没有“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力量,他的爱是真爱,但并不是纯粹的。他的爱是有缺陷的,他的爱属于芸芸众生,并没有达到汤显祖倡导的“至情”的理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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